毛主席被誉为世界公认的军事家，即便是他的对手亦不得不认同这一事实。

人们普遍推测，杰出人士的身边必定藏有不止一位的“智者”。

我毫无保留地支持这一推测，然而疑问在于：具备何种条件的人方才有此资格呢？

毛主席曾言：“古有孙子，今有郭子”，而毛主席的身边，正有一位才智非凡的“高参”，其才干足以与“孙子”相媲美。

郭化若中将

毛主席的这位“高参”未曾位列十大元帅之列，亦非十大将之成员，他名叫郭化若，乃我国开国中将。

周恩来曾评价郭化：“他与郭沫若并非同胞兄弟。”

在抗日战争年代，周恩来副主席长期驻扎于重庆，期间有几位国民党军官向他询问：“郭化若是否是郭沫若厅长的亲属？”

周恩来副主席回应道：“郭化即郭化，郭沫即郭沫，二者并无血缘之亲。”

周恩来副主席自豪地表示：“郭化若是党内一位杰出的大才子，他被誉为毛主席的军事智囊，其在军事理论领域的声望，与郭沫若先生在革命文学领域的地位相得益彰。”

郭化若，福建省福州市人士，自幼聪慧过人，刻苦学习。然而，由于家境拮据，他在完成高小学业后无奈辍学。

1925年，郭化若踏入黄埔军官学校，开启了第四期的学习之旅。同年，他悄然投身党组织，秘密加入了革命队伍。

历经东征与北伐的烽火洗礼，郭化若自黄埔军校学成归来，遂被委以重任，担任了炮兵第二队的代理队长。

郭化若，作为黄埔军校第四期的杰出学子，曾两次受到蒋介石的亲自邀谈，期望能将他纳入麾下。然而，郭化若坚定地秉持着“军人理应在沙场捐躯”的信念，毫不犹豫地以这一豪迈之辞婉拒了蒋介石的邀请。

1927年7月，郭化若所隶属的教导团正筹备参与南昌起义，然而，该团抵达九江后，却不幸遭遇了扣押。

此后，郭化若历经艰辛，终于设法脱身，并于九月下旬成功追上了起义的队伍。

在起义军南征受挫之际，郭化若受中央委派，赴莫斯科炮兵学校深造。

为了尽快重返祖国，郭化若在禁闭室内心绪愉悦地度过了整整7日。

1928年，朱德与毛泽东在井冈山地区实现了历史性的胜利会师，标志着工农革命事业进入了蓬勃发展的新阶段。

听闻此讯，郭化若即刻向炮校校长提交了退学申请。

炮兵学校校长询问郭化若：“你为何会在学业中途放弃？”

郭化若言：“归国革命！”

炮校校长面露困惑之色，语重心长地说道：“你的学术旅程尚在起步阶段，我无法应允你的退学请求。”

校长非但未应允郭化若的退学请求，更是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斥责，并将他禁锢于“禁闭室”之中。

即便如此，郭化若的决意依旧坚定不移。他命人转告校长：“我务必返回祖国，除非你执意将我囚禁于禁闭室中。”

目睹郭化若去意已决，炮校校长无奈之下只得作出妥协，于处罚令中如此批示：经一周禁闭，即可获释。

拿到这份处罚通知单，郭化若的心情出奇地舒畅。在禁闭室内，他时而放声高歌，时而面带笑容与守卫轻松交谈。

竟在禁闭之中展现出如此愉悦，这实乃卫兵前所未见之景。出于谨慎考虑，卫兵向校长汇报道：“该中国学员的精神状态似乎出现了异常。”

校长对此洞若观火，他对守卫说道：“我坚信，郭化若同志精神状态绝对健康无恙。”

经过七日的幽闭，郭化若终于步出禁闭室。翌日，他背起行囊，心情愉悦地踏上了归国的旅程。

郭化若初试锋芒，短短23日便从一名普通参谋跃升至参谋长的职位。

1929年春，郭化若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愿望，重返上海。随后，中共中央将他派遣至闽西革命根据地。

彼时，蒋介石集结三万精兵围剿井冈山，为守护革命火种，挫败敌人的“围剿”阴谋，朱毛红军当机立断，撤离了井冈山。

于龙岩之地，郭化若寻觅得伍中豪所领的红四军第三纵队，随伍中豪一同抵达前委，得以觐见红四军军长朱德。

听闻郭化若是黄埔军校的杰出校友，且曾远赴苏联深造，朱德军长喜悦之情溢于言表，他兴奋地说：“恰逢其时，第二纵队急需一位精干的参谋，你就先前往第二纵队任职吧。”

郭化若星夜兼程，翌日下午便抵达了第二纵队所在地。

常言道，“无帅之参谋，言论亦无分量”，参谋作为幕僚之职，既无决策之权，亦无亲自披挂上阵的战事体验，其工作往往繁杂而平淡，缺乏耀眼之处。

而且，在“二纵”中，不乏几位如他一般“言而无信”的参谋人员。

正当郭化若为此事而感到忧虑之际，一个展示才华的良机不期而至，悄然降临到他的面前。

八月中旬，第二纵队在一场战斗中遭遇了不利的局面，在向漳平发起进攻的过程中，担任主攻任务的“二纵”第四支队竟误入歧途，使得全体战士空手而归，更不幸的是，此举亦泄露了作战计划。

此刻，二纵参谋长刘安恭将攻城的重任托付给了新到任的郭化若。

郭化若深知，这既是刘安恭参谋长向他展示才华的契机，亦是对其能力的一次严峻考验。

郭化若曾就读于著名的黄埔军校，并在苏联深造，刘安恭对此人的真实能力充满好奇，渴望一窥究竟。

郭化若未多做思考，便欣然接受了这一任务，率领着四支队的全体官兵即刻启程。

行前之际，郭化若向刘安恳切索要了一门迫击炮及两发炮弹。

8月31日的晨曦微露之际，郭化若率领四支队的战士们，悄然无声地抵达了漳平城郊的和平镇。

在敌人尚未察觉之际，郭化若巧妙地指挥部队以 北门为突破口，出其不意地给了敌人重重一击。

刘安恭参谋长表示，驻守漳平之敌仅为一连之众。但郭化若迅速洞察，通过分析敌方火力分布的密集程度，推断敌方兵力实则远超一个连队。

随即，郭化若迅速对一名被俘的国民党军官进行了审讯，这才揭露了漳平守敌的实际兵力：一个团加上一个营，此外还配备了一个迫击炮连。

兵力悬殊，是进是退？

此刻，战事已持续多时，四支队正与敌军陷入胶着状态。若此刻撤军，不仅任务将无法达成，反而可能使四支队陷入更加被动的境地。

面对进退两难的困境，郭化若当机立断，一方面派人向纵队紧急汇报现场情况，另一方面迅速将那门迫击炮搬运至有利地势的制高点。

紧接着，郭化若凭借两发炮弹成功摧毁了敌军指挥所，当场将敌团长及其众多军官悉数击毙。

团长一死，敌人即刻溃散。

郭化若趁势指挥部队奋勇杀入城内，迅速将城内国民党守军全数歼灭，并缴获了大量武器装备。

获悉郭化若勇战强敌、屡建奇功的喜讯，朱德军长便亲临“二纵”阵地，对郭化若给予了由衷的赞誉和高度评价。

当晚，在朱德军长的提议下，经红四军前委的批准，年仅23岁、报到“二纵”仅23天的郭化若便被晋升为第二纵队的参谋长。

毛主席

毛主席亲自指定的参谋

郭化若将军在晚年曾感慨道：“昔日我自苏联学成归国，正是怀揣着对朱毛红军的向往。”

然而，在红四军中，郭化若仅目睹了朱德军长，却未得见他长久以来所仰慕的毛泽东。

事实上，当郭化若抵达红四军之际，毛主席已不再掌握该部队的领导大权。

郭化若观察到，鉴于毛泽东不在军中，红四军内部涌现了思想上的混乱与行动上的步调不齐等不利现象。

随即，郭化若与另一同志联名致信毛主席，与此同时，朱德、陈毅亦致信毛主席，两封函件内容如出一辙：恳切地邀请毛主席重返工作岗位，主持大局。

1929年11月26日，毛泽东同志自上杭苏家坡返抵汀州，再度执掌红四军前委书记之职。

当晚，毛主席便向朱德询问郭化若的去向。

朱德军长评价道：“郭化若，一位才华横溢的青年才俊，现担任‘二纵’的参谋长一职。”

两天后，郭化若在汀州会见了毛主席。

毛泽东紧握郭化若的手言道：“你就是那位给我写信的郭化若吗？你的文笔真是出色，红四军因此又增添了一位文士。”

毛主席幽默地言道：“我知晓你是福建之籍，然而，你的见解却非‘浮见’（即福建之地域观念），而是‘深见’”。

毛主席续道：“古人有言，‘秀才不出门，能知天下事’，我却认为，此语不妨稍作改动，变为‘郭秀才领兵，既能明辨事理，又能克敌制胜’。”

郭化若谦逊地回应道：“哪里哪里，与您和朱军长相较，我这点浅显的见识实在是微不足道，不值一提。”

毛主席严肃地表示：“我所述皆属实情。你方才自苏联归来，然而，你对我国国情之了解，远胜众多国内同仁。你的思维清晰，诸多分析与判断独到深刻，实属难得之才。”

这是毛主席与郭化若的初次相逢，自那日起，郭化若的一生便与毛主席紧密相连，难以割舍。

不久于“九大”之后，应毛主席之倡议，郭化若同志被任命为红四军军部参谋处处长。随着红四军改编为红一军团，郭化若同志又荣任红一方面军“总前委”司令部的参谋处处长。

自那时起，郭化若正式踏上了追随毛主席的道路，并逐步成为了毛主席最为器重和钟爱的智囊英才。

郭化若奠定我军四项“首例”。

郭化若创建红军首支工兵部队。

1930年九月，红一方面军撤离长沙围城，在途径安源时，众多矿工纷纷主动报名，加入了红军的行列。

郭化若发现，很多报名参军的矿工都懂得爆破技术，而且，他们中的一些人还知道如何制造“土炸药”。

郭化若即刻向毛主席呈报了这一状况，他提议道：“建议将这群同志召集一处，让他们专注于爆破技术的钻研。”

毛主席即刻采纳了郭化若的提议，并委以重任，指定由郭化若主管此事。不久之后，红军便孕育出了首支工兵队伍。

郭化若亲自执掌这支工兵部队，在攻克江西吉安的激战中，部队一经亮相便立下赫赫战功。他们巧妙搭建云梯、勇猛爆破碉堡，为战斗的胜利发挥了关键作用。

郭化若是延安炮校首任校长。

于黄埔军校时期，郭化若专攻“炮科”课程，而当他远赴苏联深造之际，其主修依然是“炮科”。

故而，在延安设立我军炮兵学校之际，郭化若堪称担任校长之职的首选。

在执掌延安炮兵学校校长之职的岁月里，郭化若倾注心血，全力以赴，为我军锻造了一支批次的杰出炮兵精英。

郭化若创立了首支民兵队。

在解放战争初期，紧随战事需求，郭化若把握分秒，致力于民兵的培训工作，并亲自指导民兵完成作战任务。

基于对领导民兵工作的深刻感悟，郭化若在民兵队伍中推行了“立功运动”，这一举措极大地提振了士气，故而受到毛主席的高度赞誉，被誉为“人民自卫战争中的一项创举”。

郭化若创立了首个无线电队。

在任职参谋处长期间，郭化若敏锐地察觉到参谋处面临装备短缺的问题，尤其是电台和地图等重要物资的匮乏。

郭化若进而向作战部队下达了严格指令：一旦缴获敌方电台，各部队务必精心保管，严禁擅自损坏。

在龙冈战役落下帷幕之际，参战部队将所缴获的无线电台呈送至参谋部，并随同献上了十余名俘虏。

经仔细询问，郭化若得知那些俘虏均为通讯兵，随即逐一与他们交谈，期盼他们能够留下，为红军效力。

王诤等10人自愿加入红军。

继此之后，郭化若以这些精英为基石，成功打造了我军首支无线电队伍。

自那之后，毛主席便拥有了“千里眼”与“顺风耳”的能力。

毛泽东对郭化若这位杰出的“高参”深表满意。曾有一次，毛主席直言不讳地对郭化若赞誉道：“你完全有潜力成为一名军事奇才！”

坚定支持毛主席的军事战略，郭化若屡次遭受排挤与打压，甚至一度被剥夺了党籍。

尽管如此，这些挑战并未丝毫削弱郭化若的革命决心，而毛主席亦始终如一地关注着他的成长。

在致郭化若的一封亲笔信中，毛主席深情地写道：“未来，在军事教育的领域，我依然期待你能担任我的智囊。”

1938年7月12日，在毛主席的亲自关怀与指示下，郭化若同志得以恢复党籍，历时七年的沉重历史负担至此得以彻底释放。

此后，毛泽东主席委以重任，任命郭化若同志担任军委总参谋部第一局局长的职务。

总参谋部第一局，亦称“中央军委作战局”，下辖作战、情报、机要、管理四个科室，堪称全军军事指挥的最高殿堂。

毛主席将如此关键的部门托付于郭化若，此中可见郭化若在毛主席心中的分量之重，而毛主席对郭化若的赏识与信赖亦由此可见一斑。

郭化若作品稀缺难觅

郭化若被誉为“我军首位深入探究毛泽东军事辩证法之精髓的学者”。

在抗日战争的开端，国民党军队的第二战区屡遭挫折，战场上节节败退，败绩连连。

某日，毛主席面露忧色，对郭化若言道：“瞧，国民党的战略战术过于死板、僵化，如此作战，怎能不致败北？”

毛主席曾言：“化若同志，可否撰写几篇关于古代兵法的文章，借此宣传运动战的战术思想？”

毛主席曾言：“面对这些国民党将领，你不宜向他们灌输马列主义或唯物辩证法，因其未必愿意倾听，亦难以吸收。反之，若论及古代兵法，他们则更易接受，能理解，且乐于聆听。”

接获任务后，郭化若陆续完成了《赤壁之战及其对民族抗战的启示》与《齐燕即墨之战的初步研究》这两篇颇具影响力的论文。

阅罢这两篇佳作，众多国民党军将领纷纷致信杂志编辑部，纷纷表示：“郭化若先生之宏文，切中时弊，令人深思。”

不少国民党军官由此深受启发，进而对“运动战”与“游击战”两种战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

毛主席在延安

毛主席曾叮嘱郭化若深入钻研《孙子兵法》，据此，郭化若遵命完成了《孙子兵法之初步研究》的撰写。

在这篇文章中，郭化若深入剖析了《孙子兵法》中所蕴含的丰富战略智慧，并结合实际情况，对抗日战争应遵循的战争法则进行了系统且科学的阐释。

郭化若的佳作刊登于《八路军军政杂志》，再度在全军范围内引发了热烈的共鸣。

《军政》杂志乃八路军之内部出版物，国民党一方难以获取此刊物。

因此，众多国民党将领接连致信，明确索要刊登郭化若文章的杂志。为了拓宽宣传范围，八路军亦不吝支持，竭力满足他们的请求。

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国民党军队中不少中低层军官亦纷纷致信索求该杂志，使得“洛阳纸贵”的现象愈发显著，该书变得难以寻觅。

毛主席喜悦地对郭化若言道：“此乃盛事一桩，文章优劣与否，读者喜好与否，便是评判的标准。”

自四十年代中期始，郭化若便致力于将《孙子兵法》译注成文，耗时近二十年，终以白话文形式，使得这部经典著作更加贴近大众，易于理解。

有人质疑，《孙子兵法》篇幅有限，仅13篇、6000余字，郭化若难道真的需要耗去20年光阴来研究吗？

实际上，郭化若并未照搬照抄地翻译《孙子兵法》，而是对书中的13篇进行了重新排序，并融入了现实考量，参照了具体的战例，同时融入了自己的独到见解和思考。

郭化若在《孙子兵法》的研究领域内成就斐然，赢得了国内外学术界的一致好评与高度赞誉，因而他被公认为当今最具声望的《孙子兵法》研究权威。

毛主席的智囊团成员不仅精通“纸上谈兵”，在指挥作战方面亦堪称行家里手！

1946年6月6日，在郭化若的多次恳请下，毛主席终于应允了他的请求，准许他前往前线参与战斗。

毛主席曾言：“理论联系实际，若你怀揣此类见解，我自当不遗余力地予以支持。”

随后，郭化若告别延安，抵达了山东解放区，并在此担任了鲁南军区副司令员的职务。

在迎接郭化若的时候，鲁南军区政委、新四军名将傅秋涛高兴地说：“八年抗战，你一直都在毛主席身边出谋划策，现在，毛主席把你这位高参派到鲁南来，可见他对鲁南的关注。”

1947年盛夏八月，郭化若正式就任华东野战军第六纵队的副司令员，自此与王必成将军携手并肩，共赴战场。

王必成勇猛无畏，擅长攻坚克难，在沙土集一役中，“六纵”部队成功全歼敌军一个整师，并生擒敌师长。

战事落幕之际，“六纵”的战士们欢欣鼓舞，然而，鉴于部队伤亡惨重，王必成的心情却难以欢愉。

于庆功盛典之上，王必成以诚挚之态对郭化若言道：“化若同志，您乃主席之智囊，深知您视野宽广，站位高远，还请您对此次战役作出您的宝贵评价。”

王必成郑重其事地强调道：“请畅所欲言，着重指出不足之处，切勿提及优点，更无需对我有所顾忌。”

最终，郭化若直言不讳地指出了“六纵”所面临的三大症结：

首先，指挥机构与战斗部队间的通讯存在障碍，致使指令传递延迟，进而影响了行动的时效性。

其次，各部队作战时各自为政，普遍缺乏“协同作战”的集体意识。

战术僵化，缺乏变化。

郭化若直言不讳地强调，“随着战争演进至当前阶段，我们的作战模式亟需与时俱进，以适应形势的不断变化。”

郭化若指出：“尽管我军的武器装备已得到显著提升，但我们依旧沿袭着旧有的战术，诸如火力支援未能有效到位，进攻阵型过于拥挤，这些因素均导致不必要的伤亡增加。”

王必成将军后来谈及，郭化若的话语虽略感尖锐，细细思量之下，却无不中肯。

王必成将军感慨道：“原本是一场庆祝胜利的庆功会，却不经意间演变成了检讨会。同志们深刻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，并纷纷提出了诸多解决问题的良策。”

王必成欣喜地表示：“郭化若总能洞察到常人难以察觉的细微之处。”

1949年1月，解放军对杜聿明率领的部队发起了全面攻势。在这场激战中，杜聿明试图乔装潜逃，但终究未能得逞，最终成为了解放军的俘虏。

英勇的战士们将杜聿明押解至其“学弟”——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生郭化若的面前。

目睹杜聿明头部受伤，郭化若不禁关切地探询他的伤势。然而，杜聿明却置若罔闻，他傲慢地挺立着，面露不甘之色，仿佛心有怨气。

这位军官高声喝道：“别自以为是，你可知我们的首长是何等人物？”

解放军干部自豪地宣称：“我们的首长，正是毛主席亲自指定的军事参谋！”

郭化若微笑着对杜聿明说道：“我名叫郭化若，是黄埔军校第四期的学员。按照辈分，我应当尊称您一声‘学长’。”

听闻“郭化若”这个名字，杜聿明不禁一惊，随后略显尴尬地表示：“我曾有幸拜读郭先生的作品，真是失礼之至，实在是失礼之至……”

郭化若将军

毛主席言：“郭化若才干与我相匹。”

1939年1月，在延安，中央军委成功举办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首期参谋训练班。此次培训吸引了130多位学员踊跃参与。

“战略学”作为训练课程中的核心课程，相关部门的负责人特地拜访了毛主席，恳请他亲自为学员们讲授这一重要课程。

然而，毛主席当时却抽不出身，他对相关部门的负责人表示：“我提议由郭化若同志来主讲这门课程”。

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：“‘战略学’这门学科颇为复杂，难以阐释透彻，我们对于郭化若同志能否胜任讲解工作抱有担忧。”

毛主席语气坚定地表示：“各位请放心，郭化若同志的才识与能力，绝不逊色于我。”

1955年，中国工农红军正式引入军衔制度，那么，毛泽东主席的军事顾问郭化若应当被授予何种军衔呢？

依据郭化若所满足的各项条件，相关部门已将其姓名纳入“拟晋升上将”的候选名单之中。

在听闻这一讯息后，郭化若特地前往毛主席的办公室，坚决要求将自己的名字自“拟授上将”的名单中剔除。

郭化若的话语中透露出谦逊与自省，“未曾经历激战沙场，亦无显著战功可记，‘中将’这一军衔，对我而言，已足矣。”

郭化若最终荣膺“中将”尊衔，并荣获三枚一级勋章。

一等八一勋章、一等独立自由勋章、一等解放勋章。

在1988年，郭化若将军再度荣膺一枚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。

1995年11月26日凌晨4时14分，我国一代红色儒将、毛泽东主席的军事智囊郭化若，走完了他辉煌的一生，享年91岁。